食物主权按：近两三年，委内瑞拉超市门外排长队等待购买食物的人们成为不少西方媒体竞相报道的对象。这些报道一方面将委内瑞拉的食物危机打造成吸引国际读者眼球的头条，另一方面又将食物危机归咎于前总统查韦斯的去世，国际油价大跌、委内瑞拉新政府的政策失误与无能。然而，事实真是如此？
Ana Felicien等三位委内瑞拉左翼学者，以Arepas（玉米饼）这一委内瑞拉人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食物作为切入点，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分析了造成这场食物短缺危机的错综复杂的国内外政治、阶级斗争与权力关系。首先，委内瑞拉主要依赖进口的食物机制正是殖民主义种下的恶果。其次，这场所谓的“食物暴动”的始作俑者是美国以及委内瑞拉当地的精英与中产阶级——美国希望借以经济制裁、封锁来打压玻利瓦尔革命及其成果，而当地精英阶级则希望通过制造暴力、恐慌事件来丑化政府，以谋取自身的政治权力。底层民众则成为“食物暴动”的真正受害者，她/他们的工作与生活都受到了极大的影响，甚至生命安全也被威胁。然而，面对当前的困境，委内瑞拉普通民众并没有气馁与放弃，她/他们通过政府组织与自发团结等方式，开展了各种另类实践来解决当下的食物危机。但这样的场景却不会为西方媒体关注并报道。
由于原文篇幅较长，因此人民食物主权公众号将全文分为上、下两部分推送，今天推送的是第一部分。
作者｜Ana Felicien, 是委内南瑞拉科学研究所的研究院，她也是“人民的种子”（Semillas del Pueblo）运动的发起成员之一；
Christina M. Schiavoni是一名食物主权运动的活动家，她还是国际社会科学研究院（ISS）的博士生；
Liccia Romero是委内瑞拉安第斯大学的生态学教授，她也是手拉手农业生态交流组织（Mano a Mano–Intercambio Agroecológico）的创始成员之一。
翻译｜刘乐，侯戈，Ripple
只有少数几个国家的政治进程像委内瑞拉玻利瓦尔革命一样【译者注：玻利瓦尔革命指的是自1982年起，发生在委内瑞拉的大型社会运动，其主要领导者是乌戈·查韦斯，查韦斯是第五共和运动的创立者及委内瑞拉前总统】，在被仔细审视的同时又被广泛地误解[1]。尤其在今天，这种状况愈发严重，国际媒体将委内瑞拉刻画成一个笼罩在失败政策和无能政府的阴云之下暗无天日的国度。然而，2017年的三场国家选举却反映出人民对当前执政党领导下继续革命的强烈支持。人们被告知，政府合作选举（co-option）和庇护主义（clientelism）的倾向以及日益被挤压的民主空间是导致这看似自相矛盾的状况产生的唯一原因。媒体和某些特定知识分子圈子也在反复宣扬着类似的说法[2]。
委内瑞拉获得了媒体上的高度关注，但对其的报道重复性却很高，这些报道基本都遵循着这样的叙述：事件的核心人物是乌戈·查韦斯·弗里亚斯（Hugo Chávez Frías），一个铁腕政治领导人，在其1999到2012年的总统任期内，他获得了个人领袖崇拜和高油价带来的双重利益。2013年，查韦斯去世，接下来的2014年，全球油价大幅下跌。委内瑞拉遭遇接连打击——查韦斯的去世、油价的暴跌以及政府错误的政策，于是国家陷入了经济和政治困境。并且，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短缺也导致社会的动荡不安，人们纷纷走上街头抗议。个人的领袖魅力略逊于查韦斯的继任者尼古拉斯·马杜罗（Nicolás Maduro），一方面冒险地延长总统任期，在任期内愈发专制，另一方面他继续宣扬查韦斯在玻利瓦尔革命时期的民粹主义论调。
然而，这类的主流论述并不能准确概括当下委内瑞拉局势的复杂性。这些论述中存在一些值得我们质疑的严重漏洞：究竟哪些人是分析中所强调的“人民”？对于社会各阶层而言，委内瑞拉当下面临的危机对她/他们产生了哪些不同的影响？我们应该怎样理解委内瑞拉的现状？资本在哪些问题上发挥了作用，又扮演了何种角色？以食物政治作为切入点，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一系列问题，比如新近出现的食物短缺、排长队购买食物的人群以及所谓的“食物暴动”；另外，还有一些经常被忽略的问题，譬如种族、阶级、性别及地理分布，也值得我们特别地关注。
首先，我们需要对历史进行一个回顾，以便大家更好理解当前事件的背景。通过检视委内瑞拉消费量最多的主食所呈现的动态变化，我们可以深入了解目前的危机，尤其是当下的食物短缺情况。事实上，委内瑞拉国内日益壮大的反对玻利瓦尔革命的势力是造成当前食物短缺状况的重要因素。另外，我们还将讨论政府和普通民众是如何应对食物短缺。
一、攫取主义的历史沿袭
仅仅将历史追溯到1999年查韦斯的当选，尚不足以实现对于委内瑞拉现状进行细致入微的理解，因此，我们还需将历史再向前推几个世纪，关注到殖民时期以及当时所形成并延续至今错综复杂的社会分化。“攫取主义”（extractivism）被广泛认为是包括委内瑞拉在内的拉丁美洲粉红浪潮(pink tide)国家的重要特征【译者注：粉红浪潮指的是自二十世纪末起，拉丁美洲迎来了一波左翼运动的高潮，一批左翼色彩浓重的政党在选举中获胜，这一现象被称作“粉色浪潮”】，但理解今天攫取主义形式则有必要将对其历史进行溯源，即与16-19世纪的西班牙殖民历史相结合。在这一时期，“基于奴隶制的热带种植业”（tropical plantation economy based on slave labor）催生了强大的农产品出口体系，可可和咖啡被源源不断地运送到欧洲和墨西哥[3]。这一复杂体系的核心特征是种植园与家庭/公共小块自留地（conucos）两部分相结合的体制，在这一体制下，殖民者的大庄园或大种植园里的奴隶与廉价劳动力主要依靠家庭与公共小块自留地维持生计。
拉丁美洲的粉红浪潮；
图片来源：www.globalresearch.ca
委内瑞拉是拉丁美洲地区较早获得独立的国家之一，但在19世纪早期，原先殖民统治下建立起的社会经济结构并没有发生太多改变。这些结构包括了食物消费模式、家庭农场种植体系和殖民者从欧洲带来的饮食习惯。饮食上的差异与身份阶级和权力支配有着复杂的联系，这表现在欧洲人长期以来对土著、非洲人和混血人种的优越感上。一个西班牙将军曾表示，他可以“应付得了任何事情，除了一种叫arepas的恶心至极的玉米蛋糕【译者注：arepas是玉米粉制作成的饼，是委内瑞拉的一种传统食物，它的食用方法类似于玉米面饼夹菜】，只有黑人和鸵鸟才消化得了”[4]。殖民者尽管瞧不起本地的食物，却不得不依赖它们：事实证明，当地的农业知识十分有效地帮助欧洲作物适应了热带农业环境，特别是在战争时期，殖民者依靠当地家庭自留地产出的食物才得以维生。委内瑞拉独立之后，种植经济和庄园制度仍持续了一个世纪。
1929年，美国股票市场崩溃，农产品价格大幅下跌，石油（委内瑞拉出口产品之一）的价格大幅上涨，委内瑞拉农产品出口的时代宣告终结，一些新的经济模式开始出现。其一便是资本从农业向新形成的石油产业转移，大部分油田的开采权落到了曾经主导农业经济的富有家族手里[5]。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无产阶级化和城市化进城相互影响并强化。随之而来的是，城市贫困现象的涌现，由于城市工作机会不足，以及其薄弱的基础设施，这些新来的城市工人无法被城市所吸纳。石油产业的发展使精英阶层进一步掌握更多财富，专业技术工人逐渐成为中产阶级中的一员，然而城市贫穷人口却不断增多。原先从事农产品出口生意的庄园主凭借已有的基础设施和石油产业获得高额收入，并且新兴中产阶级的购买力也在增强，这导致委内瑞拉的农产品由出口为主转向依赖进口。久而久之，这些变化逐渐发展为委内瑞拉强大的农产品进口与分配体制[6]。
石油破坏了家庭小块自留地的种植体制，改变了原有的生产和消费模式。为了改变城市日常必需品严重依赖进口的状况，1936年，政府利用石油产业的收入开展了一个农业现代化项目。在南半球推动绿色革命和现代化是美国及其盟友冷战后反共的策略之一。美国人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是绿色革命的教父，他像传教士那样在拉丁美洲宣扬资本主义，他在委内瑞拉揭开绿色革命的序幕。因为委内瑞拉是标准石油公司最具有盈利的区域合作伙伴，委内瑞拉对洛克菲勒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是他的第二故乡，洛克菲勒也在委内瑞拉建立了自己的庄园[7]。
委内瑞拉的农业现代化不过是工业化生产和“白人至上论”相融合的产物，其“白人化”（whitening）的立场表现在方方面面。举例来说，1936年的《移民和殖民法》极大方便了欧洲白人进入委内瑞拉，按照时任农业大臣阿德里·阿尼（Alberto Adriani）的说法，这一举措是为了帮助委内瑞拉实现“农业多样化，完善现有工业并发展新工业，促进种族融合和提升文化”[8]。最终，在这一法案的支持下，欧洲移民在委内瑞拉高产富饶的农业用地上建立了其“农业殖民地”，其中的一些仍留存至今。
委内瑞拉的现代化改造还引进了另一种形式的殖民方式，1948年，由洛克菲勒和委内瑞拉政府牵头建立了国内第一家连锁超市CADA。无论从实际意义还是象征意义上来说，该超市进一步强化了食物消费、身份认同和社会阶级之间的联系，新兴中产阶级借以超市实现了其食物精英主义。但这只是美国为实现委内瑞拉现代化的一部分，其旨在将委内瑞拉建立成一个“有坚实中产阶级选民的美国可靠的盟友”[9]。不少评论赞扬委内瑞拉现代化改造的成效，直至二十世纪末，委内瑞拉仍被广泛视为“发展中国家的成功案例，是拉美地区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石油资源丰富的民主国家”[10]。然而，“石油从未从根本上改变委内瑞拉，事实上，它只是为这个长久以来高度不平等的国家创造出了现代化的幻觉”[11]。不容否认的是，主流观点常常忽略了这一事实：在玻利瓦尔革命之前，委内瑞拉超过半数的人口都生活在贫困之中，其饥饿状况比现在更严重[12]。
二、历史的另一面
我们若是看看委内瑞拉的近代史，便不难发现在查韦斯统治之前委内瑞拉既算不上所谓的民主典范，也不是动荡地区中的安宁之地。1989年，委内瑞拉发生了一件极具代表性的事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项结构调整政策成为了“加拉加索骚乱”（Caracazo）的导火索，成百上千久受压迫的人们涌向首都示威，示威浪潮迅速波及全国[13]。当权者出动军警镇压群众，官方统计死亡人数几百人，但外界推测死亡人数至少数千人。人们通过加拉加索骚乱宣泄出自己长久以来对社会不满的情绪。
这让我们看到历史的另一面：上文提及的每一个事件都是在紧张的局势中发生的，有时，这些事件演化为发生在精英和那些精英想剥削却未得逞的“他者”之间的正面冲突。大量历史文献记录了委内瑞拉非裔反抗、土著起义及其他形式的冲突，这说明占委内瑞拉人口大多数的土著、非裔和混血人种向来都不缺乏反抗精神。独立领袖西蒙·玻利瓦尔意识到这种由下而上的反抗在推翻殖民统治上至关重要，他看到了被奴役的人民和当地土著在实现国家独立上的重要作用，独立之后进行土地改革的重要性，民主运动时期游击队员、学生、工人、妇女以及其他受压迫群体对于实现民主化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前期持续的反抗运动和加拉加索骚乱促成了查韦斯的上台和玻利瓦尔革命的发生，“（被压迫的）大多数终于争取到她/他们政治上的话语权。”[14]
西蒙·玻利瓦尔画像；图片来源：网络
导致加拉加索骚乱发生的一个直接原因便是食物的不平等。当穷人排起大长队等着购买基本生活用品时，中产阶级商人却囤积起食物以便在通货膨胀时投机获利，精英们仍保持着他们日常的饮食习惯，他们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影响。现在的状况和当时何其相似！在加拉加索骚乱发生的前后时期，“糖、谷物、油价上涨”和“贫苦大众忍饥挨饿”这类的新闻头条遍布委内瑞拉的媒体上，《纽约时报》也报道了“咖啡、盐、面粉、食用油和其他基本生活用品短缺”[15]。日渐严重的食物短缺状况对穷人的生活造成了严重影响（然而富人却鲜少受到影响），委内瑞拉“现代化”的食物体系依赖进口、工业化的农业生产和洛克菲勒的超市，这些从根本上不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玻利瓦尔革命伊始就设立了两个符合人民需求的目标：一是满足过半贫困人口迫切的物质需求，二是扭转委内瑞拉历史上就存在的食物体系不公平的模式。
1999年由立宪会议起草、选民票选通过的新宪法反映了食物和农业对于委内瑞拉人民的重要性。通过“推广以可持续农业为战略基础的乡村综合发展”，宪法确保了所有公民的粮食安全[16]。为了呼应民声，各种由国家资助的组织开始筹建，与民众一起齐心协力，维护“食物主权”。农业改革是重中之重，其政策包括了土地重新分配以及范围广泛的农村发展项目，农村发展项目囊括了教育、住房、医疗以及媒体和通讯部分。渔业不仅从与农业类似的项目中受益，委内瑞拉禁止沿岸工业化和拖网捕鱼的措施也惠及渔业的发展[17]。与乡村项目同步进行还有在城市内大范围的食物计划，该计划涉及学校、企业和居民家庭[18]。各种民间组织的出现，比如社区委员会、地区性团体和农民渔民委员会，对维护食物主权也十分重要，更多民众也参与到重建食物体制的过程中[19]。
虽然这些项目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它们也带来了巨大的成果。最令人瞩目的是，联合国粮农组织宣布，截止2015年，委内瑞拉已经成功消除了一半人口的饥饿，超额完成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的首要目标“消除极端饥饿与贫困”[20]。2008至2011年之间，委内瑞拉饥荒状况得到了显著的改善，平均仅有3.1%的人口仍深受其害[21]。然而，这些成果并不是新的体制带来的，而是得益于国有石油工业的盈收，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了农业进口。此外，农村地区的农业改革虽然获得了大量的投资，但这些投资的大部分却与建立食品安全项目无关。虽然查韦斯政府在农业改革的举措上取得了重要成果，但他并未与那些农业食品体制中原先的掌权者决裂。因此，帮助穷人的粮食项目越多，粮食进口就愈多，国家在农村改革上的多重机制进一步巩固了粮食进口体系。国家用石油收益高额补贴私人企业，特别是粮食和日用品企业，便是这些机制中的一种。这意味着，玻利瓦尔革命期间，政府资金除了用于社会项目，也流向了私人食品进口体系，并成为龙头企业主要的补贴来源[22]。而直接或间接的利益者却没有太大的动力去改变这一切。
三、“玉米、面粉和玉米饼”的影响力
由预制玉米粉制成的玉米饼是委内瑞拉消费量最高的食物。以玉米饼（maíz-harina-arepa）作为案例，我们能清楚了解委内瑞拉食物体系经历了哪些集中与分化的过程，也能追溯其食物政治的发展史。早在殖民时期以前，玉米就在当地土著传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玉米既与人们对宇宙的认知有关，也涉及到饮食的历史传承，此外，玉米也与当地家庭农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殖民者入侵时，玉米、小麦（西班牙人偏好的谷物）和木薯（土著的另一种主食）维系了殖民者的三角贸易[23]。
委内瑞拉当地常见的食物——玉米饼；
图片来源：网络
在委内瑞拉独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玉米的生产、加工和消费都几乎保持了传统。直到1960年，预制玉米粉被引入，农业食品体系开始出现一系列显著的变化。在玉米生产方面，单一工业化的生产所取代了家庭农场，工业化生产依赖认证的商业种子。玉米被加工成玉米粉的过程也呈现出巨大变化，玉米颗粒“被去皮、去胚芽、煮熟、晾干、压成薄片然后磨成面粉”[24]。在加工过程中，极具营养的玉米种皮被去掉，仅留下没有维他命和矿物质的淀粉，然后再向玉米粉添加营养物以满足人们基本的膳食营养需求。不可否认，当玉米饼使用预制玉米粉制作时，其制作时间将被极大压缩，由此，预制玉米粉很快成为委内瑞拉贫穷的劳工阶级的主食。这四十年间，委内瑞拉所有以玉米为原料的食物中88%是由预制玉米粉制成的[25]。
自从预制玉米粉商业化以来，“Harina PAN”的品牌几乎成了预制玉米粉的代名词。“PAN”是“Productos Alimenticios Nacionales”（National Food Products）的缩写，意为国家粮食产品，与“pan”（一种面包）是同音同形异义词。虽然该公司市场营销上保持低调，然而“Harina PAN”的老板来头可不小——Mendoza Fleury家族是殖民时期的一个精英贵族家族，其家族的几代人都在政治和商业上位居高位[26]。如今Mendoza Fleury家族是委内瑞拉最有权力的家族之一，由于他们是Empresas Polar的拥有者而被广为人知。Empresas Polar是委内瑞拉全国最主要的食物和饮料集团，其主打产品是玉米饼和啤酒。Polar相当于委内瑞拉的百事可乐，它是委内瑞拉最大的私人企业，全国50-60%的预制玉米粉由其供应[27]，它的产品甚至远销海外。能够拥有如此高的市场占有率与很多因素密切相关：该集团的垂直整合与集中，与政府、国家之间的战略性结盟，及面向大众和小众的市场、涵盖生活各方各面的营销策略。在生产方面，Polar集团下属企业Fundación Danac，拥有超过600种不同的玉米品种，控制了大部分委内瑞拉认证的玉米种子，对于种子的研发和认证过程有着重要影响[28]。在分销渠道方面，Polar是Cada连锁超市的大股东之一，并且1992年，它和荷兰公司SHV一起创办了委内瑞拉最大的大型连锁超市Makro。
超市里的Harina PAN预制玉米粉；
图片来源：委内瑞拉华人网
Polar集团涉足零售渠道，是为了确保了其产品拥有重要销售渠道，但它更重要的目的是占有市场。它早期的营销策略主要针对委内瑞拉的家庭主妇，譬如，公司会首先培训数以千计的妇女，再让这些妇女到她们所在的社区教更多人如何使用Harina PAN的预制玉米粉制作玉米饼。之后，Polar的营销策略遍布社会的各个角落，从告示板、电视到纸媒，从赞助重要的文化活动到研究和发表成果（通过Fundación Polar），和为科学家颁奖（the Premio Polar），并且对外鼓吹企业的社会责任感，这甚至获得了国际上的关注[29]。
借以这些营销方式，Polar集团将自己的预制玉米粉品牌 Harina PAN打造成“从委内瑞拉人出生就相伴的品牌” （“the brand of birth of all Venezuelans.”）[30]。鉴于Harina PAN的确出现在几乎所有的委内瑞拉家庭里，这个宣传语也可以说并不为过。Polar公司所推行Harina PAN等同于食物本身的理念——没有Harina PAN，就没有食物，或许最能说明其对于委内瑞拉人民日常生活渗透程度之深。Polar集团贯行这一理念——即便它的产品已经难从超市的货架觅得踪迹，它也保持着产品还始终存在的状态——这一点我们将在稍后的文章中指出。
1999年起，玻利瓦尔革命与Polar集团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并时常陷入僵局的状态，尤其当国家组织与农业社区合作试图在“玉米、面粉和玉米饼”的产业体系中建立新秩序的时候。国家和社区的合作项目围绕着全国计划和协调玉米种植展开，并辅以公共财政的支持，该项目还主要涉及合作社通过土地改革将之前的大庄园土地回收的问题。虽然还未达到显著的生产规模与效果，但玉米产品的加工也遭遇了改革。
Polar集团在玉米粉生产上保持着其霸主地位，其对玉米粉的控制已经超越经济、物质层面，还意味着该公司在玉米粉的文化及象征意义上也具有着巨大的影响——该集团生产的玉米粉是大多数委内瑞拉人都会选择的品牌。即便玻利瓦尔革命期间，政府和Polar集团之间有着诸多纠葛，他们的关系也并不是完全对立的。二者在“玉米、面粉和玉米饼”的产业体系中有着深切的关联，这其中就包括前文提到的政府给予食物进口高额的补贴，而Polar正是受惠最多的几家公司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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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This article is adapted from 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Emancipatory Rural Politics Initiative (ERPI), held at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 Studies in The Hague, March 17–18, 2018. The authors wish to thank the ERPI team, as well Fred Magdoff, William Camacaro, and the many others, particularly grassroots movements in Venezuela, who have contributed to this work.
2.For an example of the limited range of debate on Venezuela in academic circles, see “Debates: On Venezuela” in the fall 2017 issue of LASA Forum.
3. George Reid Andrews, “Spanish American Independence: A Structural Analysis,”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s 12, no. 1 (1985): 105–32.
4. Gonzalo M. Quintero Saravia, Soldado de Tierra y Mar: Pablo Morillo, el Pacificador (Madrid: Editorial EDAF, 2017).
5. Brian Stuart McBeth, Juan Vicente Gómez and the Oil Companies in Venezuela, 1908–193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6. Josefina Rios de Hernandez and Nelson Prato, Las Transformaciones de la Agricultura Venezolana: De la Agroexportación a la Agroindustria (Caracas: Fondo Editorial Tropykos, 1990).
7. Darlene Rivas, Missionary Capitalist: Nelson Rockefeller in Venezuela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2).
8. Froilán Ramos Rodríguez, “La Inmigración en la Administración de Pérez Jiménez (1952–1958),” CONHISREMI: Revista Universitaria Arbitrada de Investigación y Diálogo Académico 6, no. 3 (2010): 29–43.
9. Shane Hamilton, “From Bodega to Supermercado: Nelson A. Rockefeller’s Agro-Industrial Counterrevolution in Venezuela, 1947–1969,” paper presented at Yale Agrarian Studies Workshop, November 4, 2011.
10. John Lee Anderson, “Accelerating Revolution,” New Yorker, December 11, 2017.
11. Miguel Tinker Salas, “Life in a Venezuelan Oil Camp,” ReVista 15, no. 1 (2015): 46–50.
12. According to the United Nations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FAO), an average of 4.9 million people in Venezuela were undernourished each year from 1998 to 2000 (representing a fifth of the 2000 population of 24.5 million), and an average of 4.1 million from 2014–16, at the height of the shortages (13 percent of a total population of 31.5 million in 2016). “El Estado de la Inseguridad Alimentaria en el Mundo 2002,” FAO, 2017, http://fao.org; 2017 Panorama de la Seguridad Alimentaria y Nutricional en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Santiago: FAO and OPS, 2017).
13. See Miguel Angel Nuez Nuez, El Reto al Hambre (Merida: Universidad de Los Andes, 1990); Margarita López Maya, “The Venezuelan ‘Caracazo’ of 1989: Popular Protest and Institutional Weakness,” 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35, no. 1 (2003): 117–37; Charles Hardy, Cowboy in Caracas: A North American’s Memoir of Venezuela’s Democratic Revolution (Willimantic, CT: Curbstone, 2007); and George Ciccariello-Maher, We Created Chávez: A People’s History of the Venezuelan Revolution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3).
14. Mario Sanoja Obediente and Iraida Vargas Arenas, Razones para una Revolución (Caracas: Fundación Editorial el Perro y la Rana, 2017).
15. Oscar Battaglini, El 27 F para Siempre en la Memoria de Nuestro Pueblo (Caracas: Defensoría de Pueblo, 2011); “Dozens of Venezuelans Killed in Riots over Price Increases,” New York Times, March 1, 1989.
16. Constitution of the Bolivarian Republic of Venezuela, available at http://venezuelanalysis.com/constitution.
17. Chandrika Sharma, “Securing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of Small-Scale and Artisanal Fisherworkers and Fishing Communities,” MAST 10, no. 2 (2011): 41–61; Christina Schiavoni and William Camacaro, “The Venezuelan Effort to Build a New Food and Agriculture System,” Monthly Review 61, no. 3 (2009): 129–41.
18. Maria Mercedes Alayón López, “Evaluación de las Políticas Alimentarias y Nutricionales en la República Bolivariana de Venezuela Periodo 1980–2012” (master’s thesis, Universidad Simon Bolivar, 2016).
19. Ben McKay, Ryan Nehring, and Marygold Walsh-Dilley, “The ‘State’ of Food Sovereignty in Latin America: Political Projects and Alternative Pathways in Venezuela, Ecuador and Bolivia,”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41, no. 6 (2014): 1175–200; Christina M. Schiavoni, “The Contested Terrain of Food Sovereignty Construction: Toward a Historical, Relational and Interactive Approach,”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44, no. 1 (2018): 1–32.
20. “38 Countries Meet Anti-Hunger Target for 2015,” FAO, June 12, 2013; FAO, “Venezuela and FAO Create SANA, a New Cooperation Programme to Eliminate Hunger,” FAO, April 16, 2015.
21. 2017 Panorama de la Seguridad Alimentaria y Nutricional en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22. Luis Enrique Gavazut Bianco, “Dólares de Maletín, Empresas Extranjeras y Modelo Económico Socialista,” Aporrea, March 2014, http://aporrea.org.
23. Emanuele Amodio, “Alteridades Alimentarias: Dietas Indígenas y Espaolas al Comienzo de la Conquista de Tierra Firme,” in Emanuele Amodio and Luis Molina, eds., Saberes y Sabores: Antropología de la Alimentación en la Venezuela Colonial (Caracas: Fundación Centro Nacional de Estudios Históricos, 2017), 15–62.
24. Juan Pablo Pea-Rosas et al., “Technical Considerations for Maize Flour and Corn Meal Fortification in Public Health,” 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1312, no. 1 (2014): 1–7.
25. Edgar Abreu Olivo and Elvira Ablan de Flórez, “Qué Ha Cambiado en Venezuela desde 1970 en cuanto a la Disponibilidad de Alimentos para el Consumo Humano?” Agroalimentaria 9, no. 19 (2004): 13–33.
26. B. S. McBeth, Juan Vicente Gómez and the Oil Companies in Venezuela; Orlando Araujo, Venezuela Violenta (Caracas: Banco Central de Venezuela, 2013).
27. Andres Schipani, “Empresas Polar: A Symbol of Resistance amid Venezuela Crisis,” Financial Times, March 17, 2017; Pasqualina Curcio, “Concentración de la Producción en Pocos Afecta el Abastecimiento: Apenas 20 Empresas Controlan la Oferta de Alimentos y Medicinas en el País,” Correo del Orinoco, June 20, 2016.
28. Alberto Chassaigne-Ricciulli, Venancio Barrientos-Acosta, and Alexander Hernández-Jiménez, “Obtención de una Población de Maíz para Tolerancia a Factores Adversos en Tres Estados de Venezuela,” Bioagro 24, no. 3 (2012): 221–26; Alberto Chassaigne, “Evaluación de Híbridos Experimentales de Maíz en Fincas de Agricultores,” Gestión y Gerencia 4, no. 3 (2010): 4–19; “Programa Maíz,” Fundación Danac, http://danac.org; “Fundación Danac: El Semillero de Venezuela,” Diario Qué Pasa, September 29, 2014, http://quepasa.com.ve.
29. Schipani, “Empresas Polar.”
30. Carlos Torelli, Globalization, Culture, and Branding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责编︱侯戈，Ripple
排版︱候 雷
文章来源：英文原文刊载于新左评论（New Left Review），2018年6月1日。
原标题：委内瑞拉的食物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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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8-21 16:0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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